揭阳三霸，在《水浒传》里算是一块颇有意思的江湖拼图。
同一片地界，三股势力，各自为王：镇上是没遮拦穆弘、小遮拦穆春；江上是船火儿张横、浪里白条张顺；岭上岭下，则是催命判官李立与混江龙李俊。
乍看之下，六人两两成对，仿佛各自抱团，情谊深厚。但细读原著便会发现，这里面最“松”的一对，恰恰是同为“李”的李俊与李立。
他们同列一霸，却未必同心。
先说两人的第一次“同框”。
宋江发配江州，路过揭阳岭，误入李立的酒店。书中明写，这店“只靠做私商道路”，但行文之间，却暗藏杀机——蒙汗药、黑店、谋财害命，一应俱全。宋江被麻翻在地，眼看便要做刀下之鬼。
偏偏此时，李俊登场。
原著写得很干脆：李俊寻人至此，见状大怒，喝止李立，将宋江救下。这一救，不只是救命，更是划出一道分界——同在揭阳一带为霸，行事却已不同路。
李立，是黑店的路数；李俊，虽也在江湖讨生活，却并不以滥杀为常。
这一点，书中虽未长篇议论，却处处可见端倪。
李俊出场自述：“专在扬子江中撑船为生，能识水性。”这是明面上的营生；暗地里，也有劫掠往来，但他的世界，更接近张横、张顺这一类“水上豪强”，而非李立那种“见人便宰”的黑店屠夫。
也正因如此，他在介绍李立时，语气颇为含蓄——只说“卖酒”“私商”，对那层血腥生意，并不点破。不是不知，而是不愿认。
这是一种微妙的距离。
再看两人的地盘。
李立在揭阳岭上，守着一处要道，来往客商，皆过其门；李俊则活动于江中，行船摆渡，接应往来。两人虽同在一带，却一上一路，平日并不常聚。
与穆弘、穆春那种兄弟同居不同，也与张横、张顺那种水陆呼应不同，李俊与李立，更像是“地缘上的并列”，而非“情义上的依附”。
换句话说，他们是因为地界相连，被合称为“一霸”，却未必真是一条心。
真正与李俊亲近的，其实另有其人。
那便是童威、童猛两兄弟。
原著写得清楚：“这两个兄弟……投奔李俊家安身。”注意这几个字——“投奔”“安身”。这不是偶然结识，而是长期依附。三人同在江上营生，进退一致，日常往来，自然比与李立更密。
后来白龙庙聚义、江州救宋江，这一系人马，始终是以李俊为首、童威童猛为辅，与张横张顺、穆弘穆春互相呼应，形成真正的“揭阳派系”。
而李立，始终有些游离。
他当然也随众人上梁山，也参与聚义，但你若细看，会发现他的存在感始终偏低，既无显赫战功，也少关键决断。他更像是被“带上山”的人，而非被“倚重”的人。
这背后，正是人与人之间那点难以言明的差别。
再回到那场“救宋江”。
如果说，那一刻是偶然，那么之后的种种，便是选择。
李俊三次救宋江：一在李立店中，一在浔阳江边，一在白龙庙聚义。这些行为，使他迅速进入宋江的核心圈子。而李立，却没有类似的“转折时刻”。
江湖上，最怕的不是本事低，而是没有关键一刻。
李俊有；李立没有。
再往深处看，是“底线”。
李俊虽为“揭阳霸”，却仍保留几分江湖义气。他救宋江，不为钱，不为利，只因认定这是个“奢遮的好男子”。这种判断，带着明显的价值取向。
而李立的世界，则简单得多——来者皆财，财即是命。
两种逻辑，不必争辩高下，却注定走不到一起。
所以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关系：表面同列一霸，实则渐行渐远；名义上同道中人，骨子里却各走各路。
等到梁山聚义，这种差别被进一步放大。
李俊位列天罡第二十六，掌水军重任，成为宋江倚仗的主力；李立则列地煞，位置靠后，更多是“编制内成员”。这不是简单的武力差距，而是信任与格局的差距。
同样出身江湖，一个向上走，一个原地踏步。
揭阳岭那一段故事，其实早已写下伏笔。
后来征方腊，李立死于清溪，李俊则幸存归隐，甚至远走海外。命运的分野，看似偶然，实则顺理成章。
江湖从来不是讲“谁跟谁一块混”，而是讲“谁能走多远”。
李俊与李立的关系，说到底，不过是同地不同路的一段同行——并肩而立过，却从未真正同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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